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来，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罩、手也都没有。只是蓝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的薄薄一层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事了”事后我才知，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的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大门，两条窄窄的绳，专为我们几个拉来一个通，通往一个电梯。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跑。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们打球的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底下，飘来去。

我家小区也知我去过病房了。业给我打电话：“好的吧？大家都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把带放在门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绷着忍受领导的亲。

事后，我在媒报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从枕边摸到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里的气是的，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染了。闭着睛想，怎么搞个DV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看了看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的时候，打上洗发，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烈的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龙下，开着冷，过肤，一下浮颤栗的颗粒，涂上洗面，把脸上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睁大睛，血在颈上嘣嘣地。我摸着血，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的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有一阵，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打，过后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