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没有成功。对此，我对陈老师仍然心存激，因为他为我的调动已经尽心尽力了。

在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宜一中要在场和围绕大礼堂修建防空，我们每个班都有找条石的任务。班主任就把我们男学生分成几组，我们就到翠屏山上的那些墓去寻找条石，有时还到那些废弃的建筑工地去找石，大的石条我们就四个同学抬，小的就两个同学抬，抬回到品字楼前的园旁边堆好，学校的工人来量方验收。大概在三周内，我们班就完成了学校下达的石任务。

学医也是我们学校在农技课的内容，那时的李、范二位老师教我们的农技课，我们下午的农技实践课，就是两三人一组，经过金沙江大桥，去南岸的小山坡上采中草药，送到学校的制药房里。农技老师还教我们在品字楼前的园里植中草药，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和对中草药的实践能力，我也能认识好几百中草药的鲜草和草。他们还在学校建立了制药车间，教我们怎样制作中药服。后来又派我们到工农兵医院的中药房实习，学得了很多中药知识，和捡药的要求和方法。我记得两位老师还在一个暑假，带我十几个学生沿宜珙铁路，一路爬山，一路采药，什么金刚藤、三叶木通、阎王刺、刺五加…一路采了就打捆，送到火车站托运回学校。我们一路步行，不时超越漆黑的山，又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岗。我们晚上就在当地的学校的教室里，用课桌镶在一起，就一起睡了，没有学生叫苦叫累，老师也没有刻意地帮助哪位学生，但是学生和老师都很合，学生之间也很团结，共同完成了我一生都难忘的采药之旅。因为它让我了解了自然，认识了自然就更加自然。对我今后喜亲近自然都又很的影响。在一中时的学医，对今后我妻开设中药店帮助很大，成为了我谋生的又一技能。

我在一中的年代，虽然，学校是要求学生德、智、全面发展，实际上是比较轻视智育的。即使，在那个“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下，一中的老师们上课仍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尽可能让学生多学些知识。给我留下刻印象的老师有：初中时，我的班主任—李老师，也教我的语文，也给我不小的帮助，帮我改了作文，还叫我面对面地给我指错别字，语法错误，提怎样修改，可为耐心细致了。中班主任—陈厚福，教我们语文，农技老师—李、范老师，化学老师—张老师，英语老师—吕锡珍，贺老师（他和妻是香港华侨）来教我们，有些调学生就给他改歪号—祸包，他当然也不懂什么意思，也不和这些学生多说。当时的英语教材很简单，就教A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 Workers， parents， soldiers are our leading class。之类的政治号。贺老师那骑自行车的悠然自得的样，他天穿的白透明的衣服，以及他那左上袋透的一叠“大团结”人民币，都留下了终难忘的印象。但是我从此和英语结了缘，上了英语，就下决心自己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成为自己的终职业。术老师—唐献瑞，他的儿和我一个年级，我还到他家里去过，看过他家墙上挂的画，很欣赏他画的老虎。他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第二天，就满怀悲痛的心情，一往情地用铅笔画了一幅大的周恩来遗像，用于全校开追悼会。那幅画真是艺术和真情的完结合，至今还在我心里栩栩如生。

这些老师的师德风范，他们的敬业神都给我很的教育和熏陶，对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都起到了示范和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