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对我笑：“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去》(原名《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病是滥用浪漫情，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声，后来我提到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伤彩，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刻的认识。

大三的时候，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有了自己的地盘，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好的坏的一起上场，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月梦》和《玉卿嫂》。黎烈文教授问我：“玉卿嫂是什么人写的？很圆熟，怕不是你们写的吧？”我一得意，赶快应：“是我写的。”他微惊讶，打量了我一下，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人小鬼大。现在看来，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分都稚得很，形式不完整，情太，不懂得控制，还在尝试习作阶段。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也不过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有一年，智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带白耳环，后来去跟她一个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里却变成了一盅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在宪兵学校，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辩东南西北，听了白听，握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一定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少年油画，背景是半象的，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少年跃跃飞，充满了生命力，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青”的象征，于是我想人的青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

民国五十一年，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岭，那年冬天，家中变，母亲逝世了。母亲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十六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两家八十余，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劳，晚年在台，患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怀豁达，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那个女孩，那天她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