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应声。火车停了。扳闸员开门来，问：“怎么回事？”他看了看地上的人和血，又看了看那个拿枪的刑警。列车员也从车厢的那过来了。

“里边有个家伙杀了人，”那刑警说。

“还有呢！早就翻窗逃走啦，”扳闸员说。

“看住那个人，”那刑警说着，就推开了去车厢上的门。我赶到过的那边往窗外望去。沿路轨有一栅栏。栅栏外是树林。我望了望路轨的两。只见刑警匆匆跑了过去，一会儿又跑了回来。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刑警回到了车上，厕所的门也开了。门是好不容易才打开的，因为警官倒在地下，压在门上了。窗开了约莫一半。那警官嘴里还有气息。大家就把他抱起来抬到车厢里，大家也抱起了那个犯人，把他安置在一个座位上。那刑警把手铐在一只大提箱的提手上一。看来谁也不知该怎么办，不知该去照看这个警官呢还是该去追捕那小个，还是怎么样。大家都下了火车，望望路轨远，望望树林边上。那扳闸员看见小个是穿过路轨跑树林去的。刑警到树林里去了两次，又都退了来。那个犯人把警官的手枪抢走了，所以看来谁也不愿意闯树林去抓他。最后火车又开了，他们准备到前站去报告州警，把小个的相貌特征发往各地通缉。爸爸帮助他们照料警官。他给警官清洗了伤，伤在锁骨和颈之间，他叫我到厕所里去取来卫生纸和巾，折起来堵在伤上，又从警官的衬衫上撕下一只袖，把伤裹。他们尽量设法把他安顿好，爸爸还替他净了脸。他的脑袋在厕所的地上撞得够呛，所以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不过爸爸说他的伤倒不重。车一到站他们就把他送下了车，还有一个刑警也把另一个犯人带走了。这犯人脸煞白，脑袋一侧隆起了一个紫血块。他给押走的时候，一副样显得傻乎乎的，叫他什么就什么，只不得快些办好似的。爸爸帮着他们安排完警官的事，又回到火车上。车站上正好有一辆运货汽车，警官给抬上了汽车，送到医院里去了。那另一个刑警在打电报。我们还站在车厢的，火车就开动了，我看见那犯人还站在那里，后脑靠在车站墙上。在哭呢。

我只觉得样样无趣，满肚不痛快，于是我们了烟车厢。扳闸员拿了一只桶和一团废纱正在那里洗，去掉地上的血迹。

“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夫？”他对爸爸说。

“我可不是大夫，”爸爸说。“不过我看他的伤碍不了事。”

“这么两个大个警察！”扳闸员说。“居然会对付不了那么一个小矮。”

“你看见他翻窗去的？”

“可不，”扳闸员说。“应该说，是他下去刚落在路轨上，就被我看到了。”

“你当时认他了吗？”

“没有。乍一见我没认他。依你看他是怎么用刀扎他的，大夫？”

“一定是从背后扑上去的吧，”爸爸说。

“不知他这刀是哪儿来的？”

“这就不知了，”爸爸说。

“还有一个可怜的蠢也真是，”扳闸员说。“他本就没有打算要逃跑。”

“是啊。”

“可那警察还是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你看见了吗，大夫？”

“看见了。”

“那个可怜的蠢，”扳闸员说。他洗过的地方留下了些印，血迹都没了。我们又回到自己那节车厢的座位上。爸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我说，吉米，”过了一阵他才说。

“嗯。”“对这件事你现在总的怎么看？”

“说不个看法。”

“我也是，”爸爸说。“心里很不痛快是不是？”

“对。”

“我也是。害怕吗？”

“看到血的时候很害怕，”我说。“见他打犯人也很害怕。”

“那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