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前几天，妈妈对大力说：“你走也不知那时回来，也没见着你爸爸，你去找一趟你爸，顺便让他借钱，让你带，家里确实没钱了。”

王大力的父亲原来是在文化工作，五五年肃反，说她解放前当过黄埔二分校的学生，又参加过国民党，虽然是个文职官员，没杀过人，没打过仗，但依然算有历史问题。

于是，赶一次运动，就被贬一回，再赶一次运动，又贬一次。由文化贬到文化局，有文化局贬到建工局，油建工局贬到建筑公司，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让他修路去了，不在市里，到郊区延庆八达岭修路去了。

这时已到十一月中旬，天寒冷，王大力没去过延庆，他依据别人给的地址，从德胜门外坐长途汽车去找父亲的。

也不知了多长时间，商务酒店离的家，下午四才找到工地，那是在半山坡搭起的几帐篷里砖架着三个床板，每个床板的摞着一卷被褥，帐篷坐着一个年级约六十左右的老，蓬垢面，正在低烧着几个细细的树枝，帐篷里冷冷清清地弥漫着的烟雾。

老人一见王大力走近，慢慢站起，大力才发现这老人材很大。

“你找谁？”

王大力说了父亲的名字，那位老者情地问：“你是他的？”

“儿。”

人脸意思淡淡的笑。

听王大力家少完自己的来意后，老人让王大力坐在他父亲的地铺，一边指着帐篷里的三个铺位，一边自嘲地说：“我们这个帐篷里住三个人，一个你父亲，一个我，一个老关。你父亲你是知的，我呢姓李，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师长。老关呢，解放前是一个宪兵。”

老人顿了下，继续说：“我们都有问题，所以都在这接受改造。”

王大力一屋其实一就知了大概，现在听老李一介绍，心里更加明白，这个帐篷是被半制的，父亲自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半年才让回次家。最近半年，才三个月让回一次家，没被制，哪能在北京工作，不让回家呢？

过了半小时，父亲回来了。王大力看到父亲又苍老了许多，刚刚五十六七的年纪，发已经大分白了，背也有些驼了。王大力向父亲讲了队的事，并讲要借钱。父亲沉默了会儿，说希望不大，跟领导说说去，钻了帐篷。

不一会，帐篷门被掀开，王大力以为父亲回来，可回来的不是父亲，是一个也近六十多岁的一个又又瘦的老人。老人向大力，径自到他的地铺坐下。

老李向来人介绍了下大力的情况，也像大力介绍了来的老人。大力指导这人姓关，连忙站起叫了老人一声：“关叔叔。”

只见老人眶闪亮了一下，似乎有泪要，然后又向大力拜拜手，轻声说：“坐下，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