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习惯德信条的顾忌。

浪漫的情，在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达到了它的极致，人们或许将雪莱作为它的主要提倡者。雪莱在堕河的时候，当然会充满一优雅的情和想象的念，它们自然会在雪莱的诗中表现来。自然地，他认为产生这些结果的情绪完全是好的，并且他不明白为什么情应该受到节制。然而，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不良的心理之上的。他之所以写诗，是因为他的愿望受到了阻碍。如果那位尚而又不幸的妇人米利·维维阿尼不被送往一个修院里去，他不会到必须写那首《哀彼丁》的诗。如果简·约翰威廉不是一位很有德行的太太，他就永远不会写那首名叫徊忆》的诗。那些为他所痛诉的社会上的障碍，恰好是促使他了佳作的刺激的基本分。存在于雪莱上的那浪漫的情，全都依赖于那缺乏稳定的平衡状态，在这状态里，习惯势力的阻碍依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不能超越的；假设这些障碍很顽固，或者假使它们不存在，浪漫的情均不可能繁盛起来。试以中国的制度作为极端的例：在这制度下，男人除非自己的妻，永远不能遇见有份的女，在他到自己的妻不合意的时候，他去逛院；他的妻是别人给他选择的，不到结婚那一天，他甚至不认识她；于是所有他的关系，就被完全隔离于浪漫情之外，他从来没有机会去追求情，并促使他写作情的诗歌。反之，在完全自由的国家里，他完全可以借助他的大献殷勤获得很好的成功，可以写非常优的情诗，他甚至可以不必借助他最好的想象力去在这些方面获得胜利。所以情诗全凭习俗和自由间某微妙的平衡，两者间任何一方打破了这平衡，情诗就很难达到最佳的境界。

然而，情诗不是情的唯一目的，即使浪漫的情在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的情况下，它也会兴盛起来。我相信，浪漫的情是生命肯定会提供的最烈快乐的源泉。用情想象和温存构筑的彼此恋的男女之间关系，其中某些东西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对此视而不见，乃是人类之大不幸。我认为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应该允许这快乐存在，尽这仅仅是生活的一个组成分，而不是生活的主要目的。

在完全现代化了的时代，也就是说，自从大约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以来，兴起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婚姻应该是浪漫情的结果。大多数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是在说笑语的国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毫不清楚，在不久之前，浪漫的情是一场革命的变革。一百年前的小说和戏剧，主要是描写青年一代为了建立新型的婚姻基础而行的斗争。这斗争是为了反对传统的父母之命的婚姻模式。究竟他们的努力是否如同改革者们所期望的那么好，也许值得怀疑。这儿应该提及玛拉普洛普的规则了，她认为情和厌恶都会被婚姻所消蚀，最好在开始时就要有厌恶。当人们还在没有换知识而结婚，并且于浪漫的情左右之下时，每一方都确曾幻想另一方都拥有更为完善的德，并且怀抱婚姻将是一久远幸福的幻想。特别是在这情形下，如果一个妇女长期被教化为无知和纯洁的，因此而不能将饥渴与志趣相投区分开来，那么她尤其容易陷于此类的幻想。在国，将婚姻视为罗曼克的观，尤其比任何其他地方严重，法律和风俗都以未婚女的梦想为基础，结果离婚现象很普遍，幸福的婚姻非常罕见。婚姻是远比两个人相伴的快乐更为严肃的大事；它是一制度，由于它生儿育女的事实，形成了社会一分中亲密无间的组织，它所有的重要的拓展，要远在夫妇间个人情之上。这或许是好的——我认为这是好的——浪漫的情应该是形成婚姻的动机，但是应该懂得，那能够使婚姻维持幸福并完成它的社会目的的情，并不是浪漫的，而是更为亲密、更富亲情和现实的。在浪漫的情中，被者并未将这些确地加以认识，相反，他们是雾中看，不识庐山真面目。毫无疑问，如果某类女拥有某类丈夫，她可能在结婚之后仍被笼罩在这雾樟里，要在婚姻中维持浪漫的情，她只能通过这方式获得，即她必须避免和其丈夫任何真正亲的举动，并且对于她内心的思想和情，就像某程度上对于她上的私一样，也要保持有女面狮女妖般的神秘。然而，如此的心积虑、矫造作，使婚姻不可能达到它最好的境界，这境界全仗不混杂虚幻成份的真挚亲密的情为基础。而且那以浪漫的情为婚姻本的观，是太无秩序了，并且和圣保罗的观一样——尽在相反的意义上，它同样忘记了生儿育女是赋予婚姻重要的因素。要不是为生儿育女的需要，就完全用不着与有关的制度，但是一当孩问题介，如果丈夫和妻还有一丝责任心或任何对于他们后代的关之心的话，人们就不得不认识到，夫妻之间的情就不再是婚姻的最重要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