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地起腰板。“你说这个捞什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缸？”

“他妈的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托着柜台，住在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都坐汽车，或者四驾车，喝的是香槟酒，的是礼帽——”老儿突然睛一亮。

“礼帽！”他说。“说来奇怪，你提到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礼帽了。过时了，礼帽。我最后一次礼帽是参加我小姨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罗，你知，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的。”

“倒不是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隶。他们对你们这人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老儿又睛一亮。

“走狗！”他说。“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

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象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贵族院，”老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上推到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舟赛的晚上——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着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歪歪斜斜地在人行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睛吗？’我说，‘这人行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温斯顿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微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什么名堂来的。从某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