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的“本”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质，有化合力，理学底质有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质而显示化合力和度的单单“本”无此妙法；但一用质，这现象即又因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北京检煤渣老婆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兰，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的“本”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的文学为至，则表现最普遍的动——营养，呼，运动，生——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终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分。这些例，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贵族，旧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本。至于约翰孙博士终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和文艺“本”原无阶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天生这一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低而定的，这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他们去”说“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了分给农民的小本那样的文，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的人，大多数都是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