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生、幽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刑营》中如此烈地抱怨上帝。《在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鬼无异的机，一个这台机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怀疑拽我们的德系。只有通过一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觉，一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觉才能到这一。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启示、宁静、肯定，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我肯定知的是这个奇特之：在卡夫卡那里这两截然相反的特化成了最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去的人，或是那人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法）的正义、一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于是未被否认——但这可能并非肯定。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大担忧充满了心。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发不愿对上升天堂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到这一的人——而他自己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中一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摇摆就会是空无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觉得到一遥远的把握，通过这把握使无把握得以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着柔光的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会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心中的生活不够大。而他赞赏一切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观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地与整合，不受摇晃与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从未卷到我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育或某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才能组成的整。”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幽灵般地现对他产生了一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到惊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