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随便向这个裁订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暗的情况。我们施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见过那些森而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弱温柔的孩，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捣，——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这与卡夫卡后来对育锻炼的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材瘦，充满疑问的睛睁得大大的，闭的嘴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发几乎垂到眉，加了简直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心选择的手、宽大的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内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上的家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以后显示了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大的父亲形象（其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于突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著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神分析学的吻合之，但是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的盘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这封信，而显然安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