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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图重新她讲述的梦，想象自己抚摸她的脸庞，轻巧地——一定不让她知这一——把她窝里的泥掉。然后，他听到她话中难以置信的悲怆：“我还是看不见，我的睛已经成了空。”

他的心要碎了，到自己正于心肌梗死的边缘。

特丽莎又睡着了。他睡不着，想象着她的死亡。她带着可怕的题梦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从噩梦中唤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丽莎带着可怕的噩梦睡着了，而他再也不能将她唤醒。

托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在整个国家弥漫，渗人们的灵魂和，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下逃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长，而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来。

一天，托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尸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火葬场，托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斯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斯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来。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