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女人能这么说，这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

托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领带，告诉他作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他坐在列日涅夫的桌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恐惧。

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到耻辱，被他的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了“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手都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魄壮的人。那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的一时极端弱，那格特丽莎与托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弱，现在突然引着她。她知自己是弱的，她的营垒是弱的，她的祖国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弱，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眩征服一样，又被这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到自己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卡列宁不喜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或搬动一下瓶，卡列宁都显得不兴，因为这打了他的时间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一手显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