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3年他开始写作并版了他的《日记》。人们在其中对于他的生活得不到什么东西，它主要是陈述他的立场，一番永远的自我解释，学的和哲学的，一关于他的"战略"的教科书，或者更好一些：这是他的遗嘱；并非他已想到了他的死；他只是想到把他自己对自己和他的作品的理解作为最后的和最终确定的意愿公诸于人。

他以三个关键-拒绝来界定他的立场：拒绝屈从于波兰移民的政治介（并非因为他抱有亲共的同情态度，而是因为介的艺术其原则令他反）；拒绝波兰的传统（照他的想法，只有反对"波兰"、动摇其沉重的小说遗产，才可能对波兰作一些有价值的事）；最后，拒绝60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贫瘠的现代主义，"对现实不诚实的"，在小说艺术方面疲的，大学式的，冒充雅的，沉浸在它的自我理论化中的现代主义（并非由于贡布罗维茨少一些现代，只是他的现代主义是不同的）。尤其是第三条"遗嘱"甚为重要，有决定，同时又被顽固地错误理解。

《费迪杜克》版于1937年，比《恶心》早一年。但是，贡布罗维茨默默无闻，萨特则名声显赫。《恶心》可以说，在小说的历史中，剥夺了应属于贡布罗维茨的位置。在《恶心》中，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仿佛一位教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们开心，决定用小说的形式给他们上一课），而贡布罗维茨写的是一真正的小说，把过去的喜剧小说的传统（在拉伯雷、万提斯和菲尔丁的意义上）重新继承起来，使得关于存在的问题在他那里现在非-认真的和稽的目光下。

《费迪杜克》属于那些重大的作品（与《梦游人》和《没有优的男人》相提并论）。它们开始了，我以为，小说历史的第三时，重新复活了被忘却的前尔扎克小说的经验，并夺取了过去被认为属于哲学的领域。《恶心》，而不是《费迪杜克》成为这一新的方向的样板，产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哲学与小说的新婚之夜在相互的烦恼中渡过。贡布罗维茨的作品，布洛赫的作品和穆齐尔的作品（以及卡夫卡的作品，当然）在它们诞生后三十年才被发现，不再有必要的力量去引一代人，和创造一个运动：它们由别的学派别所阐述，后者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对立，它们被尊重，甚至欣赏，但是没有被理解，以致我们世纪小说历史中最伟大的转折的发生并没有受到注意。

五

这也是，我前面已谈到，雅那切克的情况。麦克斯·布洛德为他的服务和为卡夫卡的服务一样：有着无私的情。我们应给他这个荣誉：他服务于两个在我诞生的国家里从未生活过的伟大艺术家：卡夫卡和雅那切克；两人都被错误地认识；两个人的学都让人难以理解；两个人都是其社会环境之小的受害者。布拉格对于卡夫卡意味着一个大的缺陷，他在那里与德国文化与版界相隔绝，这对于他是致命的。他的版商们很少关照这个作者，对于他个人，他们所知几乎没有，约齐姆·安尔德（JOACHYMUNSELD），一位德国大版社之，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书，并提这才是卡夫卡不去完成最可能的原因（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现实），没有任何人向他要的小说之原因。因为如果一个作者没有版自己手稿的前景，那么没有任何事可以动他作最终的修改，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暂时把它搁置一边并去另一件事。

对于德国人，布拉格只是一个省地城市，如同波尔诺对于捷克人一样。两个人，卡夫卡和雅那切克，因而都是省地人。卡夫卡所在城市的人们对于他是异乡人，他几乎不为人知，而雅那切克在同一地，则被同胞们视为微不足。

谁要想理解卡夫卡学创始人在学上的无能，那就应该读一下关于雅那切克的专著。极为情的论述，它毫无疑问给被误解的大师以很多帮助。但是，它是如此缺乏份量！如此天真！有许多大字儿：宇宙的、情、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天神般的音乐、极为的灵魂、温柔的灵魂、梦想者的灵魂，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构分析，没有任何尝试去捉住雅那切克音乐的的学。布尔诺知布拉格音乐界对于这个省地作曲家的憎恨，他想证明雅那切克属于民族的传统，他完全可以与捷克民族意识形态的偶像，最伟大的斯塔那并驾齐驱。他被这场捷克的、省地的、被局限的论战缠到这地步，以致于世界的全音乐却从他的书中逃脱掉了，所有时期的所有作曲家只有斯塔那在其中被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