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世界里，人们曾给父亲这样一犯罪的重量，以至于长时间以来，他允许一切。没有犯罪的在舞。

最近，两个少年杀死了一位神父：我听着电视里的评论；另一位神父在讲话，声音颤抖充满理解："应当给为他的神职而牺牲的神父祷告：他专门负责青年。但是也应该为两个不幸的少年祷告；他们也是牺牲者：牺牲于他们的冲动。"

随着思想的自由，词语、态度、笑话、思索和危险思想的自由，理智上的挑衅日益缩减，在普遍趋炎附势的法的警惕监视下，冲动的自由日益扩大。人们宣扬严厉以对抗思想的恶习；宣扬原谅以对待激动兴奋时所犯下的罪行。路在雾中

穆齐尔的同时代人欣赏穆齐尔的才智胜过他的书；照他们的看法，穆齐尔本应当写些文论，而不是小说。为了驳倒这观，只消一个反面的证明：阅读穆齐尔的文论：它们是多么沉重，让人厌烦和缺乏魅力！因为穆齐尔仅仅在他的小说里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需要人的境况来滋养；总之，这是一小说式的思想，而非哲学思想。菲尔丁（FIELDING）的《汤姆·琼斯》（TOMJONES）全书十八章的每一章里的第一节都是一篇短的文论。第一位法文译者，在十八世纪，以它们不符合法国人味为由，脆把它们全删去。屠格涅夫责怪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论述哲学的文论段落。托尔斯泰开始自己也怀疑起来，在建议的压力之下，在小说第三版时取消了这些段落。幸好不久以后，他又把它们重新放了去。

有一小说式的思索，就好像有小说式的对话和情节。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长段的思索在小说之外，比如说在一份科学杂志里，是不能设想的。当然，由于语言的关系，它充满故作天真的比较和比喻。但是，尤其是托尔斯泰在谈历史的时候，不会像一位历史家所要的那样，对于有关诸事件的确切描述，它们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带来的后果，这个人或那个人所起作用的评价等等兴趣；他关心的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新范畴的历史。

十九世纪初，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讲述的那些拿破仑战争中，历史成为每一个人的经验；这些战争，以它的打击，使每一个欧洲人懂得他周围的世界遭受着一个永远的变化，这个变化会涉到他本人的生活，将他的生活改变，把它置于动之中。在十九世纪以前，战争、反抗，像是自然灾害、瘟疫或一场地震一样被人受。人们在历史的事件中既看不到一统一，也看不到一持续，并且想不到它会转变他们的程。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加了一个军团，后来在一场战役中受了重伤；他的整个生命都因此而打上烙印，他跛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但是那战役是什么？小说没有说。何必要说呢？所有的战争都一样。在十七世纪的众小说中，历史的时刻只是被大致地确定。只是随着十九世纪的开始，随着司各特和尔扎克，所有的战争才不再是一样的，小说的人才生活在一个有日期的时间里。

托尔斯泰50年后回到拿破仑的战争，在他那里，对历史的新见解不仅仅记录在越来越能够抓住（在对话中和通过描写）所述事件的历史特的小说结构中；使他首先兴趣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驾驭它或逃避它，面对它而保持自由，或相反），他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他的小说的主题，对这一主题他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小说式的思索，加以研究。

托尔斯泰对于历史是由大人的意志与理而形成的思想行论战。在他看来，历史自己形成，服从它自己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对于人仍是模糊不清的。大人"是历史的无意识的工，他们实现一个事业，其意义却不为他们所知。"更后面："上帝迫使他们每个人在追逐他们的个人目标的同时，参与为一个唯一的、伟大的结果的合作，他们当中每一个，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或者哪怕某一个角，对这一结果都丝毫不知。"还有："人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无意识地追逐整个人类的历史目标。"由此而得这个重大结论："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无意识的、普遍的、随大的生活…"（我自己调了关键-提法）。

从这对历史的观念发，托尔斯泰画了他的人运动其中的形而上空间。他们既不了解历史的意义，也不知它未来的程，甚至不知他们自己的行动（通过它们，他们无意识参与那些其"意义脱离他们自己"的事件）的客观意义，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行犹如人在雾中前行。我说雾，而不是黑暗。在黑暗中，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人们是盲目的，人们受到制约，人们不自由。在雾中，人是自由的，但这是在雾中的人的自由：他看得见自己面前五十米远，他能清楚认他的对话者的廓，他能非常喜路两旁树木的，甚至观察附近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反应。

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然而，所有的人们，海德格尔，雅可夫斯基，阿拉贡，庞德，尔基，戈特弗里德·本，圣约翰·贝尔斯，乔诺，他们过去都走在雾中，人们可以自问：谁是最盲目的？雅可夫斯基？他在写关于列宁的诗的时候并不知列宁主义将走向何。或是我们？我们以几十年后的回首来评判他，我们并没有看见包围他的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