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我，地拥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她总是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壮。她为她的儿气壮如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甚至连一个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飞，总算逃脱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她在窥探我，我知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持重，引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她将把她赶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家门，名得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误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力气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我。二哥跑到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弱的中国人这事？我知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妈妈在什么，他知妹妹正光着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病。妈妈并不知大哥这一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气、喊疼、还有那拳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作恶欺人就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