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很壮，相貌很端正。Ｔｏｌｓｔｏｉ和Ａｎｄｒｅｅｖ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摇，终于闭了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来，才向女工问他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来武，而这疯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