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南是一件事实，因为：一“见南”于《论语》，《论语》不是一假书，又是七十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的谣言。二，孔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见南，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见南》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什么来。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见南》，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的礼，与孔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主义的冲突。他所发见的有浅，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扮成剧本中的脚，不应该把“见南”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见南，‘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书手写时错误了。不过这些都无关宏癲。）“见而已矣！”

固然！但在当时路已经不说，孔且曾发誓，是所谓“见”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孔又曾陪南游，参乘过市。再连同南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孔有孔的人生观，南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见不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的。这两个人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礼教，究是什么样？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

又说：“例以如演《见南》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说过：艺术是人生的表现，作者在表演人生，观者看了之后，各随其能的程度，而有所见于人生，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难说，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么？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上观察说：“自汉以来，孔横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责孔不负之。——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我却以为不然。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最尊崇孔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没有这一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一般不耕而，不织而衣，成为游民阶级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号之下，产生来的吗？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不都是祖述孔的吗？他们所祖述的孔学说，不见得都是凭空造的吧？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乎被朱元璋赶圣庙去。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认孔德成为“仁侄”之外，还刻印了十三经。封建势力善以孔的学说为护符，其责孔不负之谁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