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笔即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沉痛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情形相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对外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当真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步的过程，必然包若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

我们大多数人，战前虽活在那么一个过程中，然而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认为思想不妥，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樱国家既在战争中，版各个理制度，个人实完全表示同意。因为这个制度若运用得法，不特能消极的限止不良作品版，还可望一步鼓励优秀作品产生，制度有益于国家，情形显明。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随时得到不认真的便利。（最近本人把所有作品重新整理付印时，每个集必有几篇“免登”另外却又有人得到特许，用造谣言方式作小文章侮辱本人，如象某某小刊上的玩意儿，不算犯罪。）两相对照，虽对现状不免有迷惑，但又多少看一消息，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国家在步过程中，我们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门“专家”真正抬时，方有希望。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学校以外，或文坛消息，文学论战，以及各批评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各事业里低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作品所能给他们的，也许是一有会于心的快乐，也许只是痛苦，…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的还要多还要。个人所能作的，十年前是一个平常故事，过了将近十年，还依然只是一个平常故事。过去写的也许还能给他们一启示或认识，目下可什么全说不上了。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尚理想，卷扫摧残，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习的读者一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我在把本书拟定的下三卷完成时，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

一九四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