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版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行的情形。那些带一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在一般刊的分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作品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恶习惯的惰所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

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行的一千或三千的作品

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中国，还缺少能密切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的变化：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了。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于中央党或中宣，还是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若自中央党的宣传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但若果这件事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或行政院与教育还可以来过问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一切都宜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野蛮人的行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