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还燃烧着青的火。他愤怒，他奋斗，他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了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这个大家是由四房组织成的。他的祖父本来有五个儿，但是他的二叔很早就死了。在现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这一房外，三叔比较跟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对他不大好，尤其是四婶因为他的继母无意中得罪了她，在暗中跟他这一房闹得厉害，五婶受到四婶的挑拨，也常常跟他的继母作对。由于她们的努力，许多关于他或者他这一房的闲话就传去了。

他的奋斗毫无结果。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这样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呢？四婶和五婶，再加上一个陈姨太，她们永远是那样的女人。他不能够说服她们，他又何必自寻烦恼，浪费力呢？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说是家的方法。他极力避免跟她们冲突，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他对她们非常恭敬，他陪她们打牌，他替她们买东西。…总之，他牺牲了一分的时间去讨她们的心，只是为了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不久他的大妹淑蓉因肺病死了。这虽然给他带来悲哀，但是他也觉得心里轻松一，似乎肩上的担减轻了一些。

又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第一个婴儿世了，这是一个男孩。他为了这件事情很激他的妻，因为儿的世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喜。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妙的幻梦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了。他活着只是为了挑起肩上的担；他活着只是为了维持父亲遗留下的这个家。然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儿，这是他的亲骨血，他所最亲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把他的抱负拿来在儿的上实现。儿的幸福就是他自己的幸福。这样想着他得到了一安。他觉得他的牺牲并不是完全白费的。

过了两年“五四运动”发生了。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以及后来上海、南京两地六月初大罢市的新闻。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通”里买了一本最近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里面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燃了他们弟兄的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烈的文句带着一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于是《新青年》、《新》、《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等都接连地到了他们的手里。以前版的和新版的《新青年》、《新》两杂志，只要能够买到的，他们都买了，甚至《新青年》的前《青年杂志》也被那个老店员从旧书堆里捡了来送到他们的手里。每天晚上，他和两个兄弟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有时候还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到的各问题。他两个兄弟的思想比他的思想步些。他们常常称他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的拥护者。他自己也常说他喜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其实他并没有读过托尔斯泰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后来看到一篇《呆伊凡的故事》。

“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他看见儿慢慢地长大起来，从学爬到走路，说简短的话。这个孩很可，很聪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倾注在这个孩的上，他想：“我所想而不能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他因为孩，不愿意雇妈来喂，要他的妻自己抚养孩，好在妻的也很够。这样的事在这个绅士家里似乎也是一个创举，因此又引起外人的闲话。但是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为了孩的幸福才这样的，而且妻也会到他这心思，也满意他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