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学，次第的起来，资格既不很低，而又能相继的去挣钱，他觉得这个方法既公平又稳当。现在，他的大儿已去作事，事也还说得下去。二儿也在大学毕了业，不久当然也能俩钱。三儿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作着小学教员。看着他的女，他心中虽不十二分满意，可是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算说得过去，多少他们都能有个资格，将来的前程至少也得比他自己的得多。他这辈，他常常这么想，是专为别人来忙，空有聪明才，而唱不了正工戏。这一半是牢，一半也是自，自己虽然没能一帆风顺的阔起来，到底儿们都有学位，都能去正正经经的作事，也总算不容易。

他与焦委员的关系，正如同他与别的要人的关系，只能帮忙，而上不了台。谁都晓得他是把手儿，谁有事都想给他办，及至到了委派职务的时候，他老“算底”谁要成立什么会，组织什么党，办什么选举，都是他筹备奔走一切。到办得有眉目了，筹备主任或别项正式职员满落在别人上。事还是他办，职位归别人。他的名片上总是筹备委员，或事务员；“主任”“科长”“课长”甚至连“会计”都不到他手里，虽然他经手不少的钱财，他的最大的报酬，就是老不至于闲着，而且有时候也能多少的剩几个私钱而不至于病。

当他一见文博士的面时候“博士就是状元”这句话真打动了他的心。是的，假若他自己有个博士学位，哼，往小里说，司长，秘书长总可以早就当上了。就拿“文化学会”说吧，筹备，组织，借房，都是他办的。等办成了，焦委员来了，整个的拿了过去，唐先生只落了个事务员。每月，他去到各领补助费，领来之后留下五十元，而余的都汇焦委员。创立这个学会的宗旨，本是在研究山东省的历史地理古艺术，唐先生虽然没有多大的学问，对学问可是有相当的尊崇与心。及至焦委员作了会长，一次会也没开过，会所也逐渐的被别人分占了去。唐先生说不什么，他没法去抗议。也好，他只在会里安了个仆人，照着那几间破屋，由每月的五十元开销里，他剩下四十块；焦委员也装作不知。

象这样的事，他过许许多多了。可也别说，就这么东剩五十，西剩六十，每月他也个三百二百的。赶上动工程呢，他就多有些油。家里的房是自己的。过日又仔细，再加上旧日有底，他的气派与讲究满够得上个中等的官僚。每逢去访现任的官儿，而发现了他们家中的寒伧或土气，他就得着儿安——自己虽然官运不通，论讲究与派可决不忽！

焦委员确是嘱咐过他，有到“文化学会”来的，或是与焦委员有关系的要人由济南路过，他可以斟酌着招待或送礼。唐先生把这两项都办得很不错。他的耳朵极灵，永不落空；谁要到济南来，谁要从济南路过，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那些由焦宅来的，他知的更快。他愿意替焦委员给过路的要人送礼，一来他可以见识见识大人，二来在办礼的时候也可以施展些自己的才能。送什么礼全凭送给谁而决定，这需要揣与光。有一次他把一筐城桃送给一位焦委员的朋友，后来据焦委员的秘书说，那位要人亲笔写给焦委员一封信，完全是为谢谢那一筐桃。这漂亮的工作，在神上使唐先生快活，在质上可以多少剩下扣，至少也顺手把他自己送焦委员的礼赚了来。

对于招待到文化学会来的人，唐先生说不上是乐意作，还是不乐意作。由焦委员那儿来的人，自然多少都有了资格来历，他本应当心的去招待。可是，因为他们有资格，哪怕是个着脚后跟的穷光呢，也不久就能混起来，地位反比他自己；这使他到不平。况且，谁来了都一支就是一二百，而唐先生自己老是靠着那四十块不见明文的津贴——或者更适当的叫作“剩”但是继而一想呢，接济这些穷人到底比白白给焦委员汇去较为多着意义，焦委员并不指着这钱，而到穷人手里便非常的有用，于是他又愿意招待这些人；他恨焦委员，所以能少给他汇去，多少可以解解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