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可是喜自己能少教一门功课，笑着向大家说：我就是得少教功课。好象他一别的病没有，而最适宜当主任似的。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吃饭，孟夫人指着脸说他：‘我哥哥也溜过学，你也溜过学，怎么哥哥会作大校长，你怎就不会？’老孟低着对自己笑了一下：‘哼，我作主任合适！’我差没别死，我不敢笑来。“后来，他的内兄校长升了长，他作了编译局局长。叫他作司长吧，他看不懂公事；叫他作秘书吧，他不会写；叫他作编辑委员吧，他不会编也不会译，况且职位也太低。他天生来的该作局长，既不须编，也无须译，又不用天天办公。‘哼，我就是作局长合适！’这家伙仿佛很有自知之明似的。可是，我俩是不错的朋友，我不能说我佩服他，也不能说讨厌他。他几乎是一灵，一哲理的化。每逢当他升官，或是我自己在事业上失败，我必找他去谈一谈。他使我对于成功或失败都觉到淡漠，使我心中平静。由他上，我明白了我们的时代——没办法就是办法的时代。一个人无须为他的时代着急，也无须为个人着急，他只须天真的没办法，自然会在波狼上浮着，而相信：‘哼，我浮着最合适。’这并不是我的生命哲学，不过是由老孟看来这么理，这个理使我每逢遇到失败而不去着急。再来碗茶！”

他喝着茶，我问了句：“这个人没什么坏心？”“没有，坏心多少需要一些聪明；茶不错，越焖越香！”宋伯公看着手里的茶碗。“在这个年月，凡要成功的必须掏坏；现在的经济制度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制度。掏了坏，成了功；可不见就站得住。三摇两摆，还得栽下来；没有保险的事儿。我说老孟是一灵，我的意思就是他有天才，或是直觉，他无须用坏心而能在波狼上浮着，而且浮得很长久。认识了他便认识了保之。他没计划，没志愿，他只觉得合适，谁也没法治他。成功的会再失败；老孟只有成功，无为而治。”

“可是他有位好内兄？”我问了一句。

“一不错；可是你有那么位内兄，或我有那么位内兄，照样的失败。你，我，不会觉得什么都正合适。不太自傲，便太自贱；不是想一手儿，便是想故意的藏起一招儿，这便必病。人家老孟自然，糊涂得象条骆驼，可是老那么魁梧壮实，一声不，能在沙漠里慢慢溜达一个星期！他不去找钻，社会上自然给他预备好，要不怎么他老预备着发笑呢。他觉得合适。你看，现在人家是秘书长；作秘书得有本事，他没有；作总长也得有本事，而且不愿用个有本事的秘书长；老孟正合适。他见客，他作代表，他没意见，他没的可，他老笑着，他有四棱脑袋，样样他都合适。没人看得起他，因而也没人忌恨他；没人敢不尊敬他，因为他作什么都合适，而且越作地位越。学问，志愿，天才，格，都足以限制个人事业的发展，老孟都没有。要得着一切的须先失去一切，就是老孟。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看将来的总统是给他预备着的。你信不信！”

“他连一脾气都没有？”

“没有，纯粹顺着自然。你看，那天我找他去，正赶上孟太太又和他吵呢。我一门，他笑脸相迎的：‘哼，你来得正好，太太也不怎么又炸了。’一不动情。我把他约去洗澡，喝！他那件小褂，多么黑先不用提，破的就象个地板。‘哼，太太老不给新的吗。’这只是陈述，并没有不满意的意思。我请他洗了澡，吃了饭，他都觉得好：‘这澡堂多舒服呀！这饭多好吃呀！’他想不起给钱，他觉得被请合适。他想不起抓外钱，可是他的太太替他收下‘礼’，他也很兴：‘多俩钱也不错！’你看，他歪打正着，正合乎这个时代的心理——礼送给太太，而后老爷替礼说话。他以自己的胡涂给别人的聪明开了一条路。他觉得合适，别人也觉得合适。他好象是个神秘派的诗人，默默中抓住现象下的一致的真理。他抓到——虽然他自己并不知——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最的生命理想。”

“先喝一盅吧？”我让他。

他好象没听见。“这象篇小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