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就退休！…”

帕-恩写：“我们这个分有十二三个壮小伙，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大衣，着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里替主人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家。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人员构成一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梁，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人！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去，一旦发表，就会促大家来讨论！

可是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前躬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耳朵和睑，地在我的两肩上，在我背的上和肚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我也不能调“大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里嘛，会全正确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河”能当“车”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