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或烧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以不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涉这类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掉。（可是，杜布洛夫特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长已经下令立即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十足的乌托！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错了，要么就是你的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和全被预防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所见。他是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这两，我就知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份去？是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劳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长从下列各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是供应英雄的古的，都为此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秩序小组”（既“母狗去散步小组”）期报告工作并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

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不会再逃跑了。（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离开了长办公室，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长脑心理；而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到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观都考虑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耍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厌恶（这是对我的）。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创，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这是一枚很重要由证章。它表示佩者特别早就有了“净的手，火的心，冰冷的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住着眉问。

我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囚犯的生活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一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这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