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会场。然而他的儿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把他全家人都关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妹和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另外几百名被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期给列宁往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领取沙皇政府的额抚恤金。对她们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我们也同意，因为归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空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那双从不杀生的素者的睛大概就得眨眨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没有批准这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国家杜审议。）

第三，当时提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

既然这作法使当时的人们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现那段“斯托雷乎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