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下的、哄闹着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还模糊不清的路为他那在毁灭中的国家一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社会秩序一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压住激动的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现，他期待着，不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难还能设想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非政治人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这政治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手脚下解脱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国主义思想以一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了。

他（他们）必定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同样十分合适。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里牵走了他们的小和羊羔，甚至连母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泪无动于衷的老爷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第一句甜的话：“兄弟们和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了个俄罗斯人惯的、极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发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把俄国变为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和牲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加索的伟大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