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她。不过看起来她自己也活得比较谨慎小心了。然而一九四八年以后她一再被工作单位解雇。一九五0年心理研究所把原已接受的她的博士论文（《杜罗留波夫的心理学观念》）退还给她，理由是她于一九二七年有过五十八条的前科！在她的这个困难时期（她三年多没有工作了）…从中央来到弗拉基加索的国家安全特派员利索夫（瞧，洛谢夫又来了！他还活着？连字母也没有改变几个啊！仅仅是不像麋鹿——“洛斯”那样公开地昂着，而是像狐狸——“利斯”那样低窜）建议她跟他们合作，代价是给她安排工作，允许她行论文答辩。她骄傲地拒绝了。于是很便当地给她炮制了一个罪名，指控她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一年曾说过：

——我们对战争没有好准备（难我们好了准备吗？）；

——德国陈兵我国边境，而我们还给他们运粮（难不是这样吗？）。这次她得到了十年，落了特营——先是莫尔多维亚的杜罗夫拉格，后来是克麦罗沃省苏斯洛沃车站的卡梅施拉格。

她到自己面对着一堵穿不透的墙。这时她拿定了主意要给一个地方写申诉书，那不是别，而是…联合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她发了三份。这并不是纯粹在耍什么手法——完全不是！她当真地是通过在内心中与联合国谈来排遣她永远翻腾激的灵魂。在这人吃人的数十年中，她真的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光明。在这些上诉书里她痛斥苏联国内的残暴专横，请求联合国向苏联政府提要求：或者重新审理她的案件，或者把她决，因为她不能在这恐怖状态下继续生活下去。她在信封上写着苏联政府某领导人“亲收”而里面夹着“请转联合国”的条。

在杜勒罗夫拉格，她被一帮狂怒的长官们叫了去：

“你怎么胆敢给联合国写信？”

斯克里普尼科娃像平常一样站在那里，直、大、庄严：

“无论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是宪法都没有禁止这件事。而你们竟然私拆寄给政府领导人个人的信件，怕是不应该吧！”

一九五六年一个最苏维埃的“清理”委员会在他们这个劳改营里行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多尽快地把犯人放去。有个很简单的手续，只要求犯人说几句认错的话，低着在那儿站一会就行了。但是不，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不是这人！和普遍的正义相比，她本人的释放算得了什么！她怎么能接受宽恕，如果她本来就无罪？她向委员会宣布：

“不要兴得过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所有推行者迟早都得向人民代。上校公民，我不知在斯大林时代您本人是什么样的人。但如果您是他的恐怖政策的推行者，您也得站到被告席上。”

委员们火冒三丈，吼叫起来，说她侮辱委员会成员就是侮辱最苏维埃，说这事不能便宜了她，说她还得从早到晚她在劳改营里蹲下去。

为了持对正义的不可实现的信念，她果然在劳改营里又多蹲了三年。

她在卡梅施拉格有时继续给联合国写信（一九五九年以前的七年中她一共向各机关写了八十封申诉书）。由于这些信件，一九五八年她被送到弗拉基米尔政治犯监狱去了一年。那地方有这么一条规定：当局每十天接受一封写给任何方面的申诉。半年期间她从这里向不同机关发了十八封申诉书。其中十二封是给联合国的。

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决，而是重新侦查！对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两案重新行侦查。她对侦查员说：“您看怎么样？在苏联官僚制度的墙上打开、迫耳聋的忒眯斯听到一声音，唯一的办法是向联合国上诉。”

侦查员有时急得起来，捶着说：

“‘斯大林恐怖政策’——我不知为什么（！）你要这样称呼个人迷信——所有的推行者都要对人民代吗？就拿我来说，为什么要我代？那时候我们能推行什么别的政策吗？况且我当时对斯大林是无限信仰的，我一情况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