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狱的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和骨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手与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来的人怎么清？…我羡慕你们这些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本不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兴趣”难能说怀着这心情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国家的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送来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狱者的数字提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去的污坑，而是认真的改造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