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条为劳改营领导规定的奖金。这个法典同时也不妨碍他们为犯人规定一天十二小时、没有星期天的劳动）；无论是特别有利的计算工龄的办法。（在集中了群岛一半岛屿的北方地区，工作一年两年计算，而“军事人员”只需要二十年工作就可以领取退休金。因而，一个内务的军官，二十二岁在军官学校毕业，三十二岁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搬到索契去居住！）

都是不能的！每一条可以来无偿的劳务、或财的渠，不是浩的大河还是涓涓的小溪，每一个营吏从来都是大把捞、大吞地加以利用。早在索洛维茨群岛上，长官们就开始从犯人中给自己找不要钱的女厨、洗衣妇、夫、劈柴工。这个有利的习俗从那时起一直没有中断过（上面也从来没有禁止过）。营吏们除此以外还要犯人给他们当女饲养员。菜园或给他们的孩当教员。在平等和社会主义的调门叫得最响的年代，例如一九三三年，在贝阿加格，任何一个自由雇佣人员只要向劳改营的纳科很少一钱，就可以从犯人中得到一个女用人。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尼姬-乌特金娜大婶给营长饲养——为此每天得到一杯的奖赏。照古拉格的风俗来说这是很慷慨的了。（说得更确切些，照古拉格的风俗，不算是营长私有的，而是“为了改善病号饮而饲养”的，但是则一定要送营长家里。）

谁只要有可能从犯人的粮里捞取吃喝，他必定会这样。这已经不是论杯，而是论桶、论袋了！读者，请您再读一遍第九章里利帕伊写的那封信，这是一个准是当过保员的人发的哀号。要知这些库拉金、波依绥-沙普卡和伊格纳琴科从保室里成袋、成大桶地往外拿东西并不是由于饥饿，并不是因为需要，并不是因为贫穷，而不过是因为：为什么不从这些默默无言、无力自卫、饿得快死的隶们上发一笔财呢？何况在战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捞好。如果你不像这样生活，别人就会笑话你！（至于他们对因短缺了资而受罚的杂役们采取的背叛态度，我就不当一特殊的习单独提了。）在科雷呆过的犯人们也记得：凡是有可能从犯人的大灶里偷东西的人——营长、理科长、文教科长、自由雇佣的职员、值班看守——必定要偷。连门岗都把加了糖的茶偷到门房去！尽是一小勺砂糖，但这是从犯人上白刮来的！要知从垂死的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更甜些…

且看“国礼”（国居民为救济苏联人民募集的品）到了他们手里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据托-斯戈维奥介绍，一九四三年在乌斯奇-涅尔，劳改营长纳戈尔内上校，政治长戈洛乌林，英地吉尔劳局长贝科夫，地质局长拉科夫斯基跟他们的妻一对所有捐赠品都是亲自开箱，任意挑拣，你抢我夺。他们自己拿剩的东西，以后在大会上作为奖品发给自由人。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首长的勤务兵还在黑市上倒卖剩余的国捐赠品呢。

最好不要回想文教科长们——会叫人笑掉牙。他们无人不渝，但都是小手小脚（不准许他们搞大的）。文教科长把保员叫来，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一条用《真理报》包着的破棉——你拿去，他说，给我拿来一条新的！一九四五一四六年卡卢加关卡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每天带一捆劈柴到营外去，那是犯人们在工地上给他拣来的。（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市内走…穿着军大衣，挟着一捆劈柴。看来日也是不甜的…）

对于劳改营的主人们说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由营里的师傅鞋、衣服（连独劳长胖太太参加化装舞会穿的“和平鸽”服装也是在总务大院里）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家和任何日用品还嫌不够；由营里给他们铸造霰弹（供他们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里行偷猎）还嫌不够；由营里的厨房给他的猪供应饲料还嫌不够。这都太少了！他们和旧时的农主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是终的也不是世袭的。正因为如此，农主们不需要自己偷自己的东西，而劳改营长们一脑想的全是怎么样从自己的家当里偷什么。

为了不致叙述得太累赘，我只举少量的例。脸沉的驼背涅维任从来没有空着手走过我们那个卡卢加关卡劳改营，他总是穿着一件长下摆的军官大衣，拿着或是一小桶油，或是窗玻璃，或是腻。一般数量都超过一个家所需要的一千倍。住在科杰里尼切斯基滨河街的第十五独劳长，大肚大尉，每礼拜都要坐小汽车到劳改营里来拿油和腻（在战后的莫斯科这些东西等于黄金！）。这些东西都是预先从生产区里替他偷来转移到营区里来的——这些事的正是那些因为偷过一束麦秸或一包钉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犯人！但是我们这些俄国人是早就改造好了的，对咱们祖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只觉得这些事可笑而已。可是你们看罗斯托夫劳改营里的德国战俘们却有什么样的觉！营长每夜派他们去给自己偷建筑材料：他和别的长官们正在给自己盖房。这些顺从的德国人知，同是这个营长，曾因他们偷了一小罐土豆而把他们送到军事法，给他们判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徒刑。现在他们对这件事怎样理解呢？德国人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每次都到女翻译C.那里去一趟，向她呈一份证明文件；关于某月某日被迫前去偷盗的声明。（他们当时正在修建铁路构筑，由于泥经常被盗，构筑几乎砌造在沙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