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这一：这些障忽然从我们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上又缠上了一新刑期的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毅顽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痛打（打死）坐探。（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自己的工地。这样行动特派员是很难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

在这一章里我到材料不够。劳改犯们不大愿意对我讲自己受招募的情况。那么，我就讲讲自己吧。

只是有了劳改营的后期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资格以后，我回一看才明白了，我开始狱中生活时是多么浅陋，多么渺小。自从我披上一张军官的以后，就习惯于无功受禄地人一等。了劳改营也总是往某个职位上爬，但爬上去总是立刻就掉下来。我地抱着这层——军上衣、、军大衣，竭力不换成劳改营的保护囚衣。在新的环境里我犯了新兵的错误：使自己暴在地形上。

第一个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击手的睛上发现了我。在卡卢加关卡，我刚从漆工熬成一个助理定额员，又拽了这制服——哎呀，多么想显得又英武又漂亮！况且当时我住在“畸形人”的屋里，那里的将军都没有这样一穿。

我在新耶路撒冷上去的那份自传是怎么写的，为什么写的，我早已忘在脑后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着理教科书，季诺维也夫一边煎什么东西一边说话，奥拉切夫斯基和普罗霍罗夫躺着，穿着大靴的脚搭在床栏杆上。级看守员谢宁（这显然不是他的真，而是在劳改营里用的假名）来，他对电炉，对跷的大靴似乎都没有留意，一坐到了谁的床上加了共同的谈话。

我不喜这个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柔和的神。但是他显得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教养！在我们的一帮下、蠢笨、无知识的看守员当中多么与众不同！谢宁当时不多不少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级学生，只是我不记得什么系。看来他很不好意思穿内务制服，害怕让同学们在街上看见他蓝肩章，因此每次来值班都是在门房换上制服，去就脱。（这是可供小说家们描写的一位当代英雄！能够想象沙皇时代的步学生依靠在监狱当看守员赚钱吗？）不过文化虽是有文化，可是使唤个老替他跑或命令把一个苦力活的犯人关三天禁闭什么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在我们屋里他喜送行知识分式的谈话：显示他理解我们的细腻的心灵，也要我们赏识他的心灵的细腻，这一次他也是这样，对我们介绍些城里的新鲜事，新电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了一个明显的动作——到走廊里去！

我莫名其妙地去了，谢宁为了不显，又说了几句应酬话，才站起来，去赶上我。他叫我上到行动特派员办公室去。有一个遇不到闲人的僻静的楼梯通到那个鸱鸺栖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