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劳改营里仍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输和偷偷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长篇小说《觉的草稿》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小木，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毅和勇敢，这一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他们只有自（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脑。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行联系和对比。升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字母写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生活吗？我们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他们还在压低…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们被关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了特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他们富于戏剧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