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中的犯人们上检验机枪试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上。

在科雷，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

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规定了严酷到极的伙、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天里活，不许生火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两米长的钢钎行“冷式人工打”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的圆木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光，浇凉，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树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劳改营的附属“独劳”），在嘎夫里克当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上才把他们关隔离堂吃惩戒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联接起来的糙的木方成的。有一个小门，没有窗，里面空，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来，“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一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扔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上面用原木盖，如果挖得不，人在里不直，只能弯腰站着，浑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理局的派独劳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理制度严酷化的外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