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者，集绝总是要比个人绝难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神上的苦恼。绝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持或者停止绝。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院停止了绝。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理的。而一九二五年天给人以相反的觉-一似乎绝赢了：举行过绝的三个修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粮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险地把他们骗了：借说组长们住在“指挥”车厢里与理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输掉了：把的、有影响的组长们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和书籍。他们通过窗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打碎玻璃，坏监狱的（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绝。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和靴踢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也就结束了。

对绝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是一纯义的武，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放通报》上（通报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诚然，是不喝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凡此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捣），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的窗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是怎样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