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龙…是革命必然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废除枪决…的决定而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听从了，把萨林和库兹涅佐夫判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院找修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尸。同时，苏维埃不仅在庙堂里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被杀。别的后来矢抵赖说没有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人（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呆的礼拜的人群，尖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拉来一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据这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照这个示例再动脑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没有传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了殉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尔察克的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xdx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对这类案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尸，把它扔了莫斯科的博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神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动寺院和圣者的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程。

下面我们还是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审理的一个案。（就是最法。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