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定和中间本…——（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行这些谈话的时候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据境外版《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想法——他们很难上放弃这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上，认为他们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其宗旨是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亡期间不得已地写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版了正是我们手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行欺骗，巧妙的愚，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了”他说：这比任何刑更坏。后来如此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去了：从向他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知识分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