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园搞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我们迈向未来的前步伐呢？难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睛依然是清朗的。

理学上有一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的、自然界暗定的某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怎样用黄光照锂——它不放电，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便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动了，变成。

看来，暴行也是一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倒，跌下，攀登，悔悟，重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德尽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虚弱的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呢？应当护他们呀！）随后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

而在我们这里判了（据最法院军事审判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痛他们的伤。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贵地走过人行，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内腐烂的秽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什么样？

在德国的法上时而现一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放弃辩护，不再向法提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成就：邪恶受到如此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的恐惧，而这心理又压倒了他们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