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家们，其最终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以及施政方针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取代。一个只对自己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的，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去看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唯一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那么他往往不大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就算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仍然不能获得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类的本能永远不会完全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只不过是对自己加以人为的限制，正如一个为负罪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狩猎活动本虚荣心，一旦超过一定的极，便会由于自的原因扼杀任何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一般情况下，虚荣心的源就在于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的行动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他希望自己声威显赫而不是可迷人，希望自己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迷恋。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疯和多数历史上的伟人。对权力的，就像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因此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它过度膨胀或是与不充分的现实相联系时，它才变得令人惋惜。这时，它就会使人不幸、令人愚蠢，甚至两者兼而有之。自以为皇冠的疯，在某意义上也许是幸福的，但他的幸福不是那任何清醒的人都会羡慕的幸福。亚历山大大帝与疯在心理上同属一类人，哪怕他拥有实现疯狂梦想的才能，也是如此。然而，他并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随着他的战绩的扩大，他的梦想也不断膨胀，当他知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便自封为大帝。他真的幸福么？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酷无情，他的自命上帝，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并不幸福。为了开发人中的某一分而以牺牲所有其它分为代价，或者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贵而创造来的，这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夸大狂，一般来说，不是神错的还是神健全的，往往是由过份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期曾为自卑所折磨，因为他的同学大都是富有的贵族弟，而他家境贫寒，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亡者归来时，面对昔日同学的卑颜屈膝，他才获得了满足。这真可谓至福！这满足一步导致他去征服沙皇以便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圣赫勒拿岛。由于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被权力所彻底攫住的人，迟早总会碰到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只有某形式的疯狂才会阻止这认识人的脑，就像一个人权力足够大时，他可以把向他指这一的人监禁起来或者以极刑。政治意识的压抑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密切相关的。不以何明显的方式，也不在什么地方，只要现了心理分析上的压抑，就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权力，当它被保持在适当的限度以内时，也许会极大地增幸福；然而，如果把它当作生活的唯一目的，它就会给人的外世界或者内心世界带来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的心理上的原因是多多样的。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于是便把这满足看得比任何一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苦心寻求；他仅仅对成功、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本，给予足够多的、不恰当的重视。然而，在今天，另外一现象发展得极为普遍。一个人也许到自己彻底失败了，以至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放松、陶然忘情。他因而成了“快乐”的好者。也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使生活变得更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暂时的自杀；它带来的幸福仅仅是一消极的、暂时的忘却不幸的幸福。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可能的，虽然他们为了得到它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但是寻求神麻醉的人，无论采取哪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情况下，要说服他的首要之就是告诉他：幸福是值得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也许他们的这自豪与狐狸丢了尾时的是一样的。如果真是这样，医治的疗法便是向他们指，怎样才能长一条新的尾来。我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我当然并不否认这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读者诸君都宁愿幸福而不是愿望不幸。能否帮助他认识到这愿望，我不敢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这尝试总是不会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