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随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的松带上，因为早上八有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们已经着黑短、白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厚密的树叶。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是的。只有脚趾陷去的地方才是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凉凉的，跟我肚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一个数字。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远结果记在本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肤一样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沙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砰砰砰击打着墙，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腰带的袋，尾随床去。他右手拎着箱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萝拉的床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有人关窗。有人换一样穿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就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蓬蓬的公园，让箱钥匙坠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箱。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心。箱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