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的孩，同时回过来望住了萧长林说“老板们的算盘真！这也半薪，那也半薪，人家可不能只活半个人！”

周阿梅沉下了脸却不作声。

“早知姓严的反复无常，”阿寿恨恨地说“当初就不给他拆机，一个炸弹完他妈的…”

“不行，不行！”周阿梅突然起来大声说“这样的条件不行！”

萧长林也站起来，脸也红了，声叫：“阿梅，严老板就不得我们说一声不行！”他转脸看定了阿寿。“当初我们为什么肯拚命替他抢救机？为了他妈的几个钱么？还是望严老板记得我们的好，白送我们几十块钱过冬么？”

“得了得了！你是气量大，不在乎！”

“我不是气量大，你和阿梅也不是气量小。我们当初都知，替严仲平拆卸机，不光是帮他保全了财产，还要督促他把机搬到内地，开工造货，打东洋小鬼！现在严老板的机保全下来了，是靠我们拚了命抢救来的；几时迁到内地去开工呢？严老板早就推三挨四，面是心非。可是我们倒又送给他一个把柄，让他反咬一，不是他不愿意迁厂，倒是我们讨价太，他没法办。我们最初替他拚了命，现在又成全了他的鬼计，我们还担了责任；阿梅，阿寿，这是不是我们的气量太大了么？”

萧长林说这番话的时候，阿珍把小弟安置在屋角的一张破席上，随手又拾取一把老虎钳给小弟当作玩；可是她一心却在倾听萧长林的话语。她这几天来最耽心的，就是阿梅失业。她希望迁厂能成事实，也无非因为在上海找工作实在没有把握。当下她听了萧长林的议论，忍不住嘴：

“只怕我们把条件讲低了，严老板还是不答应。老板们向来是得步步的。”

萧长林还没回答，周阿梅却接说：

“牺牲，牺牲；只要不是白便宜了敌人。那天南车站一个炸弹，死的人有多少？我们总算还留得一条命。”

萧长林看见周阿梅终于明白过来，便又看着阿寿问：

“阿寿！你怎么不说话？”

“照别家工厂的办法——大家赞成我也赞成。”“当然要开会，”萧长林说着就向外走“不过我们先得跟大家把理讲明白。阿梅，你是东西炸光了的，你去找人家讲理，人家会服你。我还有事，晚上再来。”

这时，雨也停了，周阿梅望着萧长林那大的背影，自言自语：“话是不错的，机搬到内地去开工，这才是比什么都重要。”大的背影看不见了，周阿梅的睛还是定定地望着。忽然他在桌上拍了一下，站起来对阿寿说：“走！我们去找工友去！有的家伙是，得耐心来讲通他。”

阿梅和阿寿走了不久，阿珍背着孩，坐在门劈柴。淡淡的斜照着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潭，路边略为燥的地方早已摆满了地摊，——旧衣服、破烂家、瓶瓶罐罐，什么都有，这是战争发生后新添加的一行业，这一行的大都是难民。

阿珍望着这些地摊的主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他们好多了。她知他们每人都有一段差不多相同的经历：炮火或是炸弹把他们从家里赶来，于是失业，狼在街，前唯一的生活资料就是摆在地上的这一破旧东西。他们中间也有过难民收容所的。有一个比阿珍大不了几岁的女人就告诉过阿珍：宁可讨饭，千万不要难民收容所。那是不把人当人的地方。这女人带着两个孩去，不到半个月，四岁大的一个孩就害了急病，三天三夜发，没有医生来诊一下，活活地看着他烧死了。然而这样办理不善的收容所现在也快要断炊，现在是只准，不准。

阿珍叹一气，圈有红；她觉得自己现在虽然比他们过得好些，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到这个光景。她收拾了柴，走屋，把孩放在铺板上，让他自己玩。空了一双手，她就打开那袋面粉，把渍的面粉用碗舀来，竟有浅浅的一瓦盆；她想了想，分一半，又走屋去，在路那边的地摊上找到了那个死掉孩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