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痛苦？妈妈，你告诉我呀。

哭着倾诉。妈妈地抱住，说：“对不起，真由，对不起。”这是凶案发生后第二天的事。

之后，每到我和妈妈一起去协助调查的日，一定会不舒服，于是常常让真纪的妈妈领我去。电视上播有关惠理被杀一案的新闻，爸爸问我“警察都问了些什么”时，总是把筷一放，不兴地抱怨我们为何谈那么恶心的话题，害得她一都没有了。渐渐地，为了，那起案件在我家成了禁谈话题。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被保护对象，而我依旧被弃置一边。

发牢没用，也就死心了，然而并不是本不在乎，何止不在乎，不安的觉甚至日益增。以前一直相信凶手很快就会被逮捕，可是好久过去了，依然没有一结果，这在某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虽是孩，但四个目击者居然都说记不清嫌疑人的长相。吓坏了的纱英平时就迷迷糊糊，晶又受伤，她们说想不起来还能理解，我不相信连真纪也想不起来，因为连我都记得所有看得见的东西。

不过，调查迟迟没有展一定不止因为这个。比如，那天正好是盂兰盆节，凶手有可能是开车来的，平时有陌生的汽车来镇上，或许会有人觉得很稀奇，留意一下，而节日期间，拖家带回老家探亲多半会选择开车而非坐电车，镇上到都是挂着外县车牌的私家车或者租车，所以关于可疑车辆的目击线索也许会很少。

另外，即使有陌生人在镇上活动，除非有特殊情况发生，一般都会认为是谁家的亲戚。况且，如果凶手换下工作服到提包里拎着走，大家更会觉得像探亲访友的样。

若在以前，即使盂兰盆节期间，要是看到陌生人，或许还有人会在意这人来自哪里，可是，自从足立制造厂建成之后，就来了很多陌生人，渐渐大家都习惯了。长此以往，这个小镇一定和大都市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淡漠。

习惯于人情淡漠，也许反而会很舒服，而我却非常想让别人关注我。每逢这时候，脑海里就浮现命案当晚送我回家的安藤警官。他会耐心地听我说话，还可以保护我不受坏人侵犯。为了能去派所见他，我绞尽脑想借。

是啊，乖巧又善于社的你一定很不理解为什么还需要找借。笑嘻嘻地走去说声“你好”然后和他说说学校的事，或者聊聊闲话不就可以了？可是，那时的我不这样的事情，刚走去，如果有人问什么事，我会答不上来，一定会扭逃跑。就算没有病，由于我们家是农民，不是不是休息日，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常常听大人说：“忙着呢，去别待着。”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想撒、想让别人关心并不需要理由。

最初我就是去报告一些看似对案件的侦破并没有多大作用的线索，比如，虽没记住嫌疑人的长相，觉声音和某个演员很像，或者在西区有个法国玩偶的人家有二十来，而在庆典当晚被盗的玩偶都自排名前十的人家，结果，不五次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借。

还去过几次在路边捡到的零钱。不可能经常碰到这事情，我就半路上从自己钱包里拿一百元币过去。现在想想，付钱和人见面，让人听自己说话，和去男招待俱乐简直一样。实际上，那之后的十年，我完全陷其中，到现在我才明白自己已经走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