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当时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半年多，街范围内的特困生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一帮一”

对。剩下的只有一个老大难级人，被从一个中学踢到另一个中学，最后给我们。不顾我的反对，学校把这个孩指派给我去帮助，既不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也不问他需要不需要我帮助。

简单来讲，我的任务就是提他的学习成绩，保证他能从小学毕业，升附近的初级中学。最好没准儿还能大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想等学校只有一条路考。

这座独木桥把同龄人分为截然的两类：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备受瞩目，将来的福利和前途都有了保障。虽然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绝大多数人一辈也用不上多少，考分的好坏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

人人都痛说这制度的荒诞和不切实际，但说这话的人的女照样还是苦读、苦考。更容易被非难的是另一制度：和北京一样，本市的中生参加的是由本市自行制定考题的地方考，大专以上的校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市自行决定。

在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大约是40％。其他地方的中生则参加全国统一考，各省录取比率依国家计划而定，在上述时期最低的省份只有2％。

这不同的分数线造成的结果是，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分数相差可以非常大。

简单说，在本市，成绩一般的学生上个普通大学不太门的本科是探取。而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外地同学则很可能需要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坐上他边的位。

在这制度下，学生还没有尝到人生的艰辛前，已经潜移默化地享受著作为大城市人的与生俱来的优越。

不过学习太不用心还是不行。至少会让老师和家长痛万分。班主任老师说：“朱夜，还是你去比较方便。他读书的小学就是你毕业的小学，他就住在你家对面，你们比较熟悉。”

听到这句话我的就更大。我的确熟悉季泰安。堂里的邻居都熟悉季泰安。季家的长季建国早就下乡队落去了。据政策，已经有一个孩下乡的家，如果父母边仅有另一个孩，那么那个孩可以留在城里的父母边，初中毕业后由街安排工作。

次女季建萍就这样留在了城市里，待业几年后，街小厂当工人。早上我常从窗看到她对着窗台上的小镜梳，两条小辫梳得密而光顺。后来，邻里的阿姨阿婆们皱着眉嘁嘁促促地谈起什么。接着，亭间的窗帘就不再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