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若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若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所以，在华夏的制下，国家在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可能也是华夏的一个优势，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只要党决策，统一思想，用党决定的方式定下来就可以度执行，这个政策要是对的话就不得了。”

萧宸却表示了对萧宁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我觉得宁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正确的决策。比如说岭南狼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了理选择。”

萧正呵呵一笑，却忽然朝叶灵问：“灵有什么看法？”

叶灵本来不打算嘴，被这样一问，只好说：“我觉得，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帮助政fǔ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平最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计划经济的源是零支预算，就是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fǔ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fǔ从官本位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萧宸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支持：“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看那些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往往忽视经济外制的制约。刚才宁和灵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不是，是人为压低的。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华夏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过去说狼都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当地政fǔ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压低了工资，路岂不就是限制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第一是所谓集谈判权的缺失。近年来华夏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本不能集谈判。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更大。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禁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了，岭南的‘廉价劳动’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现在好讲什么‘政fǔ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fǔ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fǔ却‘能得很’。恰恰反过来了。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sī有制不能搞。土地sī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sī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理官员讨厌土地sī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说土地sī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sī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sī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东方市之所以能超常发展就是因为有圈地制度。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其实历史上土地sī有造成农民战争的说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如果政fǔ的土地政策发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农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