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区。我们认为，国企对民企发展的“挤效应”是东北民企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大分行业都被国企主导，国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获得各各样的发展机会，政fǔ一般也认为，作为“已者”的国企在技术、人才、经验、设备等各方面都比“初茅庐”的民企，都更愿意把机会给国企。

3、国企容易导致资源置的扭曲、政企关系的变形、投资环境的恶化。国企的存在，特别是东北有大量老国企存在，很容易由于人员多、包袱重、历史贡献大等原因而不断要求政fǔ“输血”政fǔ不得不通过行政力量来实现对国企的“倾斜政策”从而导致资源置的扭曲。长此以往，政fǔ逐渐变成了“为国企服务的政fǔ”、“善于理国企的政fǔ”而对非国有企业轻则不懂得如何服务、如何理，重则“损”民企而“奉”国企，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4、国企遗留了许多历史包袱。东北大量的老国企冗员多、退休人员多、债务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的存在，给社会保障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大压力，也构成了区域的金隐患。辽安省国企的不良贷款就达到约1900亿元，其中由政fǔ发红文件“贷”的就有740亿元，另外还欠地方政fǔ约700亿元，欠职工个人约130亿元，这些遗留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政fǔ还是企业，都没有力去考虑发展的事情。

这一分析，是萧宸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文件调查和亲自“微服sī访”之后得的最终结论，自然引得几位连连称是。

萧宸于是趁打铁，说：“既然国企已经成为东北振兴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我认为，东北国企的本改革，是东北振兴的必要条件，尽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先明确两：1、东北国企改制的状况：小企业快，大企业慢。在过去几年里，东北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少展。但为什么国企在东北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远远于全国平均平呢？是因为东北大国企多而且改制慢。

2、下一步的重改革对象：大、老、难。通过我的多方面调研，我有如下的判断：东北大分中小型国企已经实现了改制，而且非国有化的程度相当。剩下的尚未行改制的国企分为两分，第一分是困难的中小型国企，第二分是大型国企。

辽安省95％的中小型国企都已经实现改制了，但为什么还有5％没有实现改制？基本原因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它们没有足够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甚至相当一分企业的净资产为负，或者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因此，改制重组成本的支付成为这些困难企业改革的拦路虎。

而对于大型国企来说，改制程缓慢的原因是多多样的。首先，大型企业的国有净资产盘非常大，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中小企业惯常使用的‘内型改制’形式，即主要由内人（理层、职工）来购买国有，在大企业中往往行不通，内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吃掉’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政fǔ也不太愿意由内人来收购大型国企；第二，与中小型国企相比，大型国企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甚至有些大型国企是垄断经营，一些地方政fǔ认为，政fǔ明明能从这些企业上‘赚钱’，为什么偏要那么傻，去放走这棵‘摇钱树’？特别是这两年宏观经济于景气之中，一些大企业的利平相当，政fǔ更是‘不释手’；第三，大型国企在当地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当地政fǔ看成是有‘战略地位’，即使这些企业于困难之中，一些地方政fǔ也并不希望国有资本从这样的企业退，而是希望继续控制这些企业；第四，东北的大型国企一般都历史比较长，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甚至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基础，这些老企业不但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多，而且企业办社会职能也非常齐全，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福利制度也非常完整，改制的成本非常，一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五，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有相当一分是中央企业而不是地方企业，中央对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制难免有政治上的考虑。

因此，对于东北来说，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对象是‘大、老、难’企业，即大型企业、老企业和困难企业。这些企业不改革，即使中小企业全实现改制，也不能改变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民营经济不活跃、区域发展落后的状况。当然，沿用过去的办法是无法推大、老、难企业改革的，大、老、难企业改革的政策需要创新。”

创新，萧宸又一次提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