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机制被暴力最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国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化的机制。这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的存在，选择某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象”的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情况是某初始制度选定以后，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良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制度已经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的莽撞的戈尔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的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领导人都喜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形势比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