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汽车工业来说，我们1956年起步生产解放牌卡车。韩国的汽车起步是1973年，比我们晚17年，但是他很快超过了我们，现在我国产量160万辆，韩国是二三百万辆，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他恰恰是不要保护，是把孩放到大风大狼里去，倒是成了。80年代华夏的家用电和彩电市场几乎百分之百是日本货的天下，但现在我们已夺回了四分之三的市场，质量和价格都是有竞争力的。

但是要看到，大多数企业面对国际竞争还有弱。比如说，国的旗银行总资产七千多亿元，我们的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加起来还没旗一家的多。另外，旗银行的不良资产只占0。6％，资产运营非常好，放去债可以收回来，只有不到1％收不回来。我们的银行无论从什么角度计算，都是他的30倍、20％以上。放去一百块钱，有20块收不回来，坏帐很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和他竞争？人家坏帐少，说明他会选择贷款对象，借的钱能收回来。我们是凭关系，凭条，凭吃喝，请我吃喝一顿一万块钱，我批给他几千万甚至几亿。这情况表明，关键不在于我们政fǔ保护不保护，而是我们自己的纪律、法律和中央的决策，企业贯彻了没有。在这意义上讲，贸对遏制社会的**是有大作用的。

从规模上我再说一个数字，1997年华夏四大彩电公司长虹、康佳、tcl、海信全的营销额只等于日本索尼和松下两家公司的科技投。这个差距有多大！科技投在日本是营销额的6-8％，我们是2-3％。我们现在的模拟式彩电和日本不相上下，甚至比他还，但人家已经在搞清晰度彩电。

迎接洋货挑战，不是慷慨jī昂地游行、挑战就可以了，而是要拿钱、科学技术和理经验来。这要练功不是喊号。有人很慷慨jī昂，那是不行的。因此，我认为，抵抗外国货的侵，主要靠我们的内功，要靠大企业，全靠小企业不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有自己的战略，不能一会儿宝岛模式，一会儿韩国模式，这是没主见。德国是一个中小企业大量的国家，但奔驰公司就非常大。现在奔驰要和克莱斯勒合并，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合并金额就900亿元。”

这位学者型的发言自然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接下来又有两位对农业开放和金改革发表了看法，胡弼老师也都一一了简单的评，接下来站起来的，是一位肤有黑的中年，萧宸觉他上的官味不是很，果然他一介绍自己就证明了萧宸的光，他是外经贸的一位副长，负责非洲贸易，据萧宸边的一位说，他特别看好喀麦隆。这位老兄估摸着跟外国人打多了，喜直来直往，开就说：“我的发言题目是‘国富民的伟大发展战略’。今天我首先要讲的是，华夏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大家知，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受屈辱，受剥削。百年以前，戊戌变法就提了五个问题。第一是人过剩问题，在乾隆年间就提过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时期就有人过剩问题。第二个是农业落后问题，一家一的小农经济，不能抵御大风狼。第三是教育落后。等教育本来应当培养批判人才和创新人才，但我们培养的全是些填鸭式的输型人才。第四个是社会不平等问题，大家都不服气，心理不平衡。第五**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相信怎么也富不了。

历史证明，封闭系统不能增值，只有开放才增值。华夏的市场和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华夏企业华夏政fǔ只盯住华夏的市场，财富只能分再分，分割再分，不会增值。我们只有去，我们才会增值。我从89年就行全世界经济调查，我去了很多国家，我认为能够击的只能是非洲或南，因为其他国家都比我们发达。我们跟国日本或法国较量不行。我们的企业在英国国都赔钱。

在这情况下，我对非洲国家行了一个调查，非洲国家除了南非和埃及以外都很落后，他们工业品办公用品都靠，而且没有限制，只要关税就允许。第二，这些国家对华夏人非常尊重，由于过去我们的援助，华夏的形象在非洲非常好。还有一个价差价的问题。我们非洲达加斯加有企业，在喀麦隆有企业。比如华夏瓷砖在国内卖二三十块钱，在喀麦隆二三百块钱一吨。五毫米厚的玻璃，在京城十七块钱一平方米，在喀麦隆在非洲能卖一百五十块一平方米。卷纸在京城也就是八钱一卷，在喀麦隆能卖三四块钱。我跟一个泥厂说，年产十万吨的泥，把熟料拉过去，泥是先开采石灰石，煅烧，变成熟料，然后磨一磨，才变成泥，我们把石磨拉过去，建立一个厂需要一千万元，年产十万吨，如果是三十金一吨，一年是三百万金，而我们的厂是用一千万人人民币建起来的，多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