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给您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小说家一直不懂政治，并没有想要“领导”您，更知像这样的提醒不可能短期内与您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罗书记，如果您多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主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上来。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书记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没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不公的牢sāo，且时常会现“一官监狱，百姓齐呼”的场面。

程贵后来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即zhèng fǔ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来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他尤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来。

后来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遭遇，程贵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的欣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来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旁的妻早已泪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告状，将来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

最后程贵摇摇晃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别之场景，及他妻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久久难忘：“孩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来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来死亡、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因思念儿（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病死去，尸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题，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这个人和“有关门”还有一公仆的良心没有？程贵不是没有记者的察力，只是没有那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一颗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