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如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让小百姓得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小说创作，也带着一个小字。有些大学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要我谈创作会，我说过三句话：诗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说要小。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大言炎炎。这不是指的人和题材，小说当然可以写大人大题材，但一定要从小着笔，因为大人也是人，大题材需小细节来支撑。作者的心态也要小，不要动不动就摆大作家的架，总想着读者的灵魂工程师，好为人师，时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搞笑的是，觉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谓小说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读者小看，弃之如敝屣。何况文学不是大众消费品，一本小说能发行到三四万册已属畅销书。这与中国十三亿人相比较，是个什么概念，谁都明白。业内人士知，如今绝大多数作家的书版社压不敢版，就是着印个三五千册，也无人问津，惨遭退货。我的意思是文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读文学作品是饿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国人民都去读同一小说，背同一首诗词，这个民族一定有病。因此想通过文学造大声势、大动静、大影响，永远只能哄住自己。有些作家写了一两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可以俯视众生，是很可笑的。

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一个无名鼠辈。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大。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却还要挑着国粮往粮站送，也不那吃我等小民送的国粮的人不国。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好，大家能有饱饭吃。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全县一的语文老师。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一的志书。后来机关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我还是从秘书到副主任和主任。机关里有句话，叫群众最怕领导没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就是写小说。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大作家的奢望，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朋友说我已版十来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也该有志向了，以后个茅盾奖什么的。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个诺贝尔奖呢。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里过。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手，写好每一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小人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自传来写了，尽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看过这书的读者都有同，杨登科灵魂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人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在势面前，草族总是显得那么微不足，却往往自不量力，要抗拒，要挣扎，知其不可而为之，往石上碰，人生的无奈也就由此而生。有读者觉得，我的作品读起来过瘾，读后却到沉重，可再碰见我的小说时，忍不住还要拿去过瘾。我也知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如何好，只不过我小说里面的东西着了读者心里最也最脆弱的位。我们为什么而又脆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弱小，而又必须承受太大的压力，太多的不幸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