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喝了一茶说“我记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当时二十三岁，随抗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里搭起了两栋土坯房，抢救从前线下来的志愿军伤员。有一天，一名中弹的小战士被送到了我的手术台上。小战士神志昏迷中还在竭力呼：‘为了祖国，冲啊…’然而，望着颅脑损伤的小战士，我和其他大夫却束手无策，只能睁睁地看着‘最可的人’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战士的呼声还在我耳边萦绕着，要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把小战士救活。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幸亏我没死在战场上，让我有机会攻克神经外科这块阵地。我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向院党委申请，组织了院里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组。那时候西方一些国家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知识封锁，我们手里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靠自己摸索。没有教，我们就到坟岗挖骨，把脑袋骨挖来脑袋骨里面全是蛆，很多蛆，一怪味，回来以后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穿起来学习标本。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都劲十足。”穆主任既饱经沧桑，又饶有风趣地说。

虽然我解剖过很多尸，但我听到脑袋骨里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骨悚然的觉。不过，我还是被穆主任的故事地动了。

“穆主任，这么说蔡教授也参加过抗援朝？”

“当然了，我们就在一个医疗队，他也目睹了小战士的牺牲。抗援朝后，他和我一样也全心地投到神经外科领域。那时，我国对脑外科和颅内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瘤位和质，只能采用‘开颅检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当时世界上比较先的‘脑血造影’技术。为了冲破这封锁，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在没有防辐的铅裙的艰苦条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X光验证…当蔡教授掌握了‘脑血造影’技术之后，上的白血球已经降到四千以下，只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终于积累了两千五百份‘脑血造影’资料，使我国的脑外科检测技术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我着实被动了：原来我的恩师蔡教授还有这么非凡的经历，他老人家却从未炫耀过。我能投师在这两位德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老专家门下，真是我林庆堂上辈积了德，这辈老天爷特别垂我。

“穆主任，我请求跟您上手术台，我不会辜负您老对我的期望！”我充满希望地恳求。此时我的心情就是要下决心成为穆怀中教授这样的人。

“好吧。两天后，我有一个动脉瘤手术，你和罗元文我的助手吧。罗元文步很快，已经可以独立一些小手术了，”穆主任赏识地说，接着他又嘱咐“这两天你先熟悉一下患者的情况，多查查房，基础工作。这位患者有一定份，是市卫生局的局长，工作上不要让人家挑病来。”

“放心吧，穆主任，我一定把工作好！”我非常激地说。“好，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回去休息吧。”穆主任慈祥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