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始终把握一个原则——现钞、购卡、金银首饰之类的重礼不收，同时也会顺便从家里拿些烟、酒、茶之类的品回赠。另外，在年长来城公或开会，相遇在一些公开场合，两人尽量不显示亲状。年长曾经自我解释：“我这组织工作的，本就令人瞩目，自己更加要注意严格要求，低调行事。”在黄一平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来，只有冯开岭时常求助年长关照，还从来没有见到年长有事求过冯市长。因此，一旦年长有事相托，冯市长当时表情的变化，黄一平并不能准确解读，甚至相当迷惑。之后，当冯市长将年长所托之事，再转于他来办理时，黄一平则完全抱着一副竭尽全力的态度。他觉得，帮了年长的亲戚，既是在为冯市长还一个天大的人情，也是在为冯市长自己的未来作铺垫，没有理由不用足力气。

从省城回来不几天，果然就有一个什么大江房地产公司的陈总找来，说是年长的亲戚。照冯市长的吩咐，黄一平以最规格接待了陈总。原来，陈总相中的那块地虽然不大，却是一块——占地大约五十多亩的原泥制品厂，地东郊档社区附近，两年前工厂倒闭后，职工大多由局里内消化，且无任何搬迁安置任务，不仅市里已经有好几家开发商看中，而且通局自己也想开发利用。更为棘手的是，那块地当时是工业用地，如果变更成商业用地还需很多麻烦的手续，另外也要付不菲的费用。事情这样复杂，当然不是黄一平所能够摆平，只好上报告给冯市长。大概两三天后，据冯开岭的旨意，黄一平把陈总领到邝明达那儿，商定了一个暗度陈仓式的作办法——那块地先以明达集团的名义以低价拿下，为了避免动静过大或被别人抢走，不走公开拍卖程序，而是通过内简易程序象征了费用，了由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的变更手续，直到把整批文全到陈总手上。事后听邝明达悄悄抱怨说：“明达公司为了办这些手续，前后费了几十万元冤枉钱。”黄一平听了也只好一笑置之，心想你冤枉钱又不在我上，有胆向冯市长、年长他们发牢去。这事很快就在黄一平的记忆里淡化了。后来多次在省城碰到年长，包括逢年过节到年长家拜访，大家都没再提起过这件事。不过，那个陈总中途又来找过黄一平一次，有事要找规划局。当时黄一平正在会议上，就在会场外边匆匆给于海东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冯市长的客人上到规划局来找你。陈总走后，黄一平又给于海东发了条短信，大概内容是代对方，这个人背景不一般，能办不能办的都得办，而且不要再向冯市长请示，以免领导为难。下，不知那个凤凰小区，到底了什么大，竟然让堂堂规划局长如此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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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划局长于海东的办公室，里面早已是雾气腾腾。

这个平时几乎烟酒不沾的上好男人，面前的烟缸里已经堆了好几支掐掉半截的烟，手上夹着的一支也积了好长的烟灰。平时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于大局长，此时正围着比床铺还大的办公桌，在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办公室里转圈圈儿，那神态动作恰如一只锅上的蚂蚁或被急了的丧家之犬。见黄一平来，于海东也不多话，而是朝桌上一份材料努努嘴。

黄一平拿起一看，是一份印着《城市早报》文的公函。再一看落款的名字，黄一平就大了。早报记者黄光明这个名字，不要说堂堂市府秘书黄一平，就是城普通市民，多数人也不陌生。

《城市早报》是中央某权威新闻单位在本省办的一份都市类报纸。由于在京城，本就来不小，办报地又在边远的沿海省份，这份早报便有些天行空、独往独来，不像众多本地报纸受到诸多拘束与羁绊。也因此，报纸的舆论监督或曰批评报，便在所有省内媒中独树一帜，剑所指几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没有不喊疼嚷痛的，而且打遍全省没商量。那个黄光明，是早报特稿主任，每天在报纸的固定位置上，打着大照片、办公室线、私人手机和住宅电话号码，还有一句极煽动的广告语：您把委屈告诉我，我把公还给您。三天两的，报纸特稿版上就有一篇或一组杀伤力不小的稿，几乎全是批评曝光的内容，从江南某市委书记腐败大案纪实，到江北某大型药企造假，及至省城某小区线路老化、下堵之类，没有他们不敢报不能报的。就连原省委组织长的受贿大案，省内媒一律噤若寒蝉，也只有早报趁机连篇累牍不惜版面加以追踪，搞得报纸在本省一时洛纸贵。城报业市场上，除了本地的《城日报》、《城晚报》主打外，还有省里的一份晚报占得些份额，原本彼此都就班办得波澜不惊，算是你好我好大家有饭吃。可是，自从《城市早报》登陆城，市民百姓上就厌倦了省内市内的那几份报纸的平淡无奇，球被早报上那些曝光报一下了过去，黄光明的名字也随之走了城的千家万。近几年，城市区人民路黑中介盛行，黄一平老家北县教育收费，城东区民政门占用农田建公墓，等等，都先后在早报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更少不了那个黄光明的背后策划或直接参与。黄一平没顾得上坐下，站着就把公函从到尾看了，最后总算松了气。公函上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凤凰小区的若建筑严重遮挡周边房屋光与通风，开发商对此不仅没有合理说法，而且态度十分蛮横，情况反映到市里有关门，也没有给予答复与理。公函从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讲了一通大理，最后提近日将由本记者专程来城，接知情人并查阅该小区一应报批资料，请有关门给予方便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