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雄说：“措施很多，比如贫富挂钩，下派，智力扶贫，等等。这只是形式。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市委特别调的，就是要因地制宜，真抓实。我在前些时候召开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过，大家回去后，要调查，要研究，要发动，看看你们那里致富的路在哪里﹖客观条件少调。合田资源少，只山芋，可合田的山芋就开发得很好，就带着一乡人致了富。你那里怎么搞呢﹖会养猪养羊的就去养猪养羊；会搞运输的就去搞运输；会经商的就去经商；会什么就去什么。你真是什么都不会，一窝养养总会吧﹖下了，卖的不也是钱么﹖我还说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光看你的产值，还要看你老百姓的纯收，看你那地方老百姓的私人存款数字，看你老百姓的房里装了什么，饭碗里装了什么。这样一来，你就骗不了我了。”

老省长击掌叫：“好，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你这同志不官僚。”

就这么一路谈着工作，半小时后，车驰到了大漠河边，停在一座长约３00米的大桥上。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下了车，信步在大桥的人行上走着，看着，兴致更。

老省长带着叹对陈启明说：“战争年代结束后，再也没有哪件事能像千军万利一样让我激动喽？”

陈启明说：“所以，我们才说您老爷天生就是奔波忙碌的命么？”

指着宽阔的河面，老省长又带着情的回忆，对吴明雄说：“很有气派喽，比我当年的好喽。当年，我也想过，不能搞小沟，要搞大利，可客观条件不允许喽。苏联有个利专家叫林科夫，名字很好记，和当时苏联长会议主席林科夫同名，我喊他林同志。他就说过嘛，你们中国的农民同志搞不了现代大利，你们中国现在的财力也搞不起现代大利。我听到这话很不兴喽，和林同志吵了一架。”

“不过，说心里话，当时，我这个利总指挥也没有意识到这条溉总渠会那么快就不适应。”

吴明雄说：“这也有个原因，从气象资料看，从60年代中期开始，平川地区的旱情就逐年加重，降雨量一年比一年少，同时，整个70年代搞‘文革’，利失修严重，才使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老省长凝视着被夕映红的面，仍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林科夫说到底还是个好同志呀，虽说有一些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可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还是了大力的，给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来说很先的工艺技术，还帮我们设计了第一座大型节制闸。这个同志没有架，经常和我们的民工在一起，他那好看的大胡上总是沾着泥。如果他还活着，今年也该有70多岁喽。”

吴明雄说：“老省长，您要能和这位林同志联系上，我们可以请他再到大漠河上看看嘛。”

老省长摇摇说：“林同志是俄罗斯人，当时他的家却在格鲁吉亚，现在格鲁吉亚已经独立了，谁知他还在不在那里呢？”他叹了气，又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嗣后，老省长再没能从人生的漫长回忆中走来。

晚上吃饭时，老省长和一帮老同志当着吴明雄的面，孩似地闹了起来。

老省长称邹云是血青年，还问陈启明：“陈政委，你还记得么？1941年你把这小伙从合田带到我面前时是咋说的？你说，这小伙是血沸腾的青年，从省城敌占区跑来，一路上还刷标语。可我见面一看，没有沸腾的样嘛！”

陈启明说：“沸腾了，我证明。当时，我想留他在我们团当《战斗报》主编，他不，非要见你这个司令员，要去下连队。”

邹云说：“什么主编嘛，里外就我一人，连油印机都没有。后来才知，陈政委是让我墙报。也幸亏我及早投奔了咱司令员，才从班长起，个英雄营来。”